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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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非公经济领域“两个健康”思想研究
作者:杨卫敏 来源:《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时间:2017-02-15 14:50:09 点击量:6162

摘  要:习近平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不仅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将“两个健康”作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主题。习近平关于“两个健康”的思想论述和促进“两个健康”的工作部署,发端、产生于他在闽、浙、沪工作期间,形成和成熟于在中央工作特别是担任总书记后的两次重要讲话,体现了时空上的跨越和发展。习近平“两个健康”思想立意深远、脉络清晰、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凸显一条主线——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以贯之、不断深化完善的;抓住一个关键——强调从政策制定和实施上解决制约和阻碍非公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突出一个主题——进一步阐述了“两个健康”的内在联系;着眼一个目标——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明确一个关系——致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打造一个载体——不断完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综合评价体系。


关键词:习近平;非公经济健康发展;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杨卫敏(1965-),男,浙江台州人,浙江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非公经济人士浙江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专家组成员。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和工商联界别委员联组会上发表了题为《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为“3·4”重要讲话),在社会各界和海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各级党委政府、民营企业家和学界都普遍认为,讲话释放了重大信号、传递了明确导向、回应了思想关切、提出了殷切期望,有利于统一认识、提振信心、明确方向、增强责任,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上新的台阶。值此讲话发表和贯彻一周年之际,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讲话,有着深层的研究价值。


习近平长期在东南沿海工作,福建和浙江都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先发地区,上海是来自各省特别是浙商、苏商和闽商规上非公企业汇集之地。习近平在闽浙沪工作的23年间,历经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以及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改革开放第二次创业浪潮,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实现总体跨越的时期,也是党和政府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政策大发展并日臻成熟的时期。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结合当地实际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多次就非公有制经济开展调研、召开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制定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并在中央和地方媒体上发表重要署名文章。到中央工作后作为分管党建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多有论述。党的十八大后,担任总书记的习近平从全局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济工作,并作出了一系列论述,集中体现在“两个健康”上。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不仅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决非偶然,而是经过长期的学习探索和深思熟虑后的思想感悟和理论结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凸显一条主线: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以贯之、不断深化完善的,为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确立“定海神针”


在3月4日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深刻阐述了两种所有制经济的辩证关系,强调: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重要讲话强调了坚持一个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进一步重申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


(一)坚持“一个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诠释和践行轨迹


习近平在2016年3月4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是这么认识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一理论认识。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确立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缘独特,福建地方官员长期偏好对台引资招商,习近平既重视引进台资,但更重视立足当地发展民营经济。1998年4月,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曾经率领福建省考察团一行30多人到浙江温州考察民营经济,对浙江民营经济推崇有加。[1]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可以说习近平连接了“浙闽经验”。


1998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指出,非公有制经济问题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习近平首次从理论上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政策的发展脉络作出回答了系统的概括和勾勒,指出:改革开放的20年来,我们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允许发展到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再到现在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其间有三次思想大解放:一是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城市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在所有制问题上突破了“一大二公”的限制;二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破除了“左”的思想,冲破了姓“资”姓“社”的障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放革的目标,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地位;三是中共十五大召开,破除了姓“公”姓“私”的疑惑,在经济改革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习近平进而指出,这三次思想大解放,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开创了宽松的实践环境,从而给解放社会生产力带来了又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2001年5月8日,已担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省政府召开的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上指出:十五大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宪法修正案又进一步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这一切都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法律保障。习近平认为,如何把这些理论上的、政策上的、法律上的保障转化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现实动力和优势,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破解的重要课题。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尽管十五大和宪法修正案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上不再公开争论所谓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人对非公有制经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偏见。针对这一问题,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力宣传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引导全社会深刻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是增加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的重要依托。


不仅在思想认识上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习近平还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把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要求各级政府把扶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像关心国有、集体企业一样,关心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意愿,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与此同时,习近平还呼吁社会各界都要关心、爱护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非公有制经济大省的实践印证和对理论政策深化发展的独特贡献


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两个“毫不动摇”的提出,极大地坚定和鼓舞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先发地区浙江省广大干部群众一心一意谋发展的信心和勇气。2002年12月23日,刚刚担任浙江省委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在接受中国广播网记者专访时表示,“两个毫不动摇”是党的十六大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新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他说,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发展实践,我们对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倍感亲切。浙江20多年来来坚持不限比例看发展、不限成份看贡献、不限速度看效益,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在浙江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公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完全可以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


面对十六大“两个毫不动摇”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习近平提出浙江省非公有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具体目标,就是全面营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非公有制经济“提速提升”。具体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全面实行公平竞争政策,彻底破除一切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彻底改变一切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彻底消除一切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和政策制约,对非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在政治上关心、在权益上保障,在发展上给予帮助;二是优化服务,加快建立中小企业服务支撑体系,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布局集聚化、经营集约化、管理科学化,进一步提高“块状经济”的创新能力和整体竞争力,加快推进有条件的企业向规范的公司制方向发展;三是依法加强管理和监督。建立信用激励警示机制,完善市场监管体系。[2]


为了进一步帮助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加深对党的两个“毫不动摇”理论政策的理解和领会,习近平先后两次在中央媒体上发表长篇专题署名文章。第一篇是2003年3月15日,习近平以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身份,在当日《经济日报》发表了题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再创浙江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新优势》的署名文章。文章一开头便引人入胜:“很多不知情的人以为浙江只是个私经济发展快,其实浙江的公有制经济也发展得很快。正是因为我们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了各自优势,从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地指出:浙江的实践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相互对立、此长彼消的关系,而是完全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十六大作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决策,切合实际,完全正确。

时隔一年半的2004年9月28日,习近平再次以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省委会主任的身份发表了他在央媒上的第二篇关于“两个毫不动摇”的署名专题文章。这篇刊载在当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的题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实现新飞跃》长篇理论文章,紧密联系浙江实践探索,开宗明义地指出:“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理论,是对人民群众改革探索的充分肯定。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的五年间,大力领会践行和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把“两个毫不动摇”作为浙江省进一步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先发优势,作为加快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良好机遇,动员和组织全省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再创多种所有制经济新优势,推进浙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这一理念对习近平来说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而坚定不移,从浙江到上海再到中央,接续发展、不断深化。2007年4月29日,刚刚调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会见全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时说:要始终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着力优化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服务环境、社会环境,切实做到亲商、兴商、安商、富商,使上海真正成为投资创业的宝地,促进民营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形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得益彰的发展格局。[3]


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对“两个毫不动摇”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十八大报告虽然不是习近平作的,但这一既一以贯之以又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融入了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还进一步提出坚持“两个不可侵犯”和“三个平等”:“两个不可侵犯”,就是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三个平等”就是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随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层层推进和习近平治国理政系列“组合拳”的逐次推出,“两个毫不动摇”不仅进一步从理论上得到深化,而且在政策得到完善,从法律上得到保障。2014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界呼吁多年的“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要为民营经济创造公平法治的环境”的话题,无疑是会议引发海内外关注和关切的一个焦点问题。习近平在会上提出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2015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践行这五大发展理念,离不开民营企业的广泛参与。习近平强调要“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2016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对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进行了全面部署。文件的颁布引起各界积极反响,有专家认为将从五个层面对民营企业的权益保护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一是财产保护,公私一视同仁;二是告别“新账旧账一起算”噩梦;三是涉案财产处置不再牵连合法财产;四是政策持续性得到加强;五是侵权将遭严惩。[4]

(三)坚持“三个没有变”: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作用的深切体会和对方针政策的深度解读


习近平在3月4日讲话中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对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前提,对方针政策的坚持是根本,对环境和机会的营造提供是保障。


在3月4日重要讲话中,习近平连用五个“重要”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指出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四个重要作用,即: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这种系统认识不是一时一事所能使然的,而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得出的全面的深刻的理性的结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他初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习近平就说过:非公有制经济是我省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民营企业家是改革与发展的生力军。他将民营经济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六句话”,即有与国有骨干企业成龙配套的作用,在创造物质产品中有拾遗补漏、穿缝插针的作用,对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繁荣城乡市场有灵活补充、弹性调节的作用,对安置劳动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有吸纳、支撑作用,对支持经济增长有日显重要的生力军作用,对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先导和增量启动的作用。


在2004年2月3日召开的浙江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作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的习近平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发达是浙江省的一大特色和优势,用“不可替代”来描述非公有制经济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工业化、城市化的生力军,就业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最大来源,繁荣城乡市场的主体力量。习近平的结论是:没有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不可能有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不可能有今天浙江经济的勃勃生机和强劲活力,民营经济在浙江富民强省建设中功不可没、居功至伟。

关于方针政策,习近平在3月4日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说,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党章都写明了这一点,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习近平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从他对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浙商创业创新持之以恒的鼓励支持上可以得到明证。2004年2月,习近平在浙江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作了《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推动我省民营经济发展实现新飞跃》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民营经济的概念内涵、地位作用、机遇挑战、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等。特别是明确界定了民营经济的概念,指出:主要是指产权明晰、民间经营的经济,一般包括个体私营、集体和国有民营经济。并强调从浙江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可以认为除去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其余都是民营经济。2005年6月,习近平同志亲临浙商论坛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浙商对全国各地及本省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正面澄清浙商不是“炒家”。2008年10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曾经工作过多年的浙江,深入嘉兴、宁波、绍兴和杭州等地考察,就如何拉动农村内需、企业升级转型、自主科技创新等应对之策作调研,为浙商勇立潮头打起鼓劲。2011年10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向首届世界浙商大会发来贺信,希望浙商群体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继续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奋力向外拓展同积极向内拓展结合起来,把富而思进同富而思源、富而思报结合起来,做到形成健康的发展机制同坚持理性的投资导向相统一,做大做强主业同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相统一,调整产业结构同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相统一,营造企业和谐文化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相统一,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生态效益相统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创新型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功立业。2015年5月,习近平考察浙江期间,在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调研时,指出企业持续发展之机、市场制胜之道在于创新,鼓励他们不断增加创新研发投入,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市场需求有机衔接,争当创新驱动发展先行军。


回看2002年习近平刚刚赴任浙江时,对浙江经济有着深入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教授来到杭州说:“浙江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5]14年后,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出席G20杭州峰会后,在会见浙江党政领导班子时说:“浙江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希望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在习近平的指引下,为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一以贯之、不断完善发展的方针政策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作出了最好的印证和诠释。


习近平对企业家们一如既往的鼓励、引导和支持,特别是系统阐述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一以贯之、不断完善发展的方针政策,让企业家吃了定心丸。如:听了习近平3月4日重要讲话,全国政协委员、浙商总会副会长、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说: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共和国的亲儿子。

二、抓住一个关键:强调从政策制定和实施上解决制约和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努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发展环境


习近平在3月4日重要讲话中,既充分肯定我国形成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又准确指出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如“中梗阻”、“三门”、“三座大山”等,并在此基础上强调狠抓政策措施落地、落细、落实,着力解决好“五大问题”,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极大地提振了广大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信心。这与他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的一贯思想和做法一脉相承、接续发展。


(一)明确“三个鼓励”和“五个允许”


早在2003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就提议,根据新形势、新阶段的新要求,省委、省政府进一步研究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措施,召开一个高规格的会议,推动我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提高。为此,习近平多次深入民营企业调研,专门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广泛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2004年2月3日,浙江召开了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再创新优势、实现新飞跃,省委省政府还出台了《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推出了一系列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平等发展的改革举措。习近平3月4日讲话进一步明确提出“三个鼓励”和“五个允许”。“三个鼓励”是: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领域;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五个允许”是: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等等。


事实上,这“三个鼓励”和“五个允许”在习近平任省长的福建和任省委书记的浙江期间,就有论及。如:2003年3月1 5日,习近平同志在《经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再创浙江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新优势》。其中特别强调,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优化服务,为个企业加快发展积极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这包括:“彻底破除一切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彻底改变一切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彻底消除一切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和政策制约。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政治上给予关心,在权益上给予保障,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对个私企业做到登记注册平等、税收管理平等、规费标准平等、金融贷款平等、市场准入平等。”


特别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中,可以找到相应的政策举措或发端。如:文件第14条“放宽市场准入”规定:“全面清理和修订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除国家明令禁止以外的所有领域”;第18条“优化金融服务”规定:“从民营企业的特点出发,改进信贷管理方式,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完善金融服务”,“推进面向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拓宽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鼓励企业通过募集、收购等多种途径在境内外上市,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等等。党的十八后,在中央的鼓励支持下,浙江先后在上述“三个鼓励”和“五个允许”,特别是在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等方面,率先进行试点或先行一步,得到了成功的经验。

(二)正视和破解“五个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进入新世纪后,受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先后受到买方市场的形成、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和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及非公经济人士自身原因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帮助他们破解这些问题是党和政府应尽的职责。无论是在地方还是中央任职,这是习近平一贯的思想。


2002年10月,习近平调任浙江工作的时候,正值浙江发展遇到“成长的烦恼”,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毫不讳言地指出,浙江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依然存在一些政策不公平待遇;二是一些民营产业层次、产品档次和核心技术总体上偏低;三是企业管理方式相对落后,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四是对企业主和员工双方的合法权益的保护都有待进一步加强,等等。


习近平不仅正视问题,还开出解决的“药方”,主要是处理好五对辩证关系:一是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的权益与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二是制定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与非公有制企业执行国家的相关政策;三是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放宽市场准入与非公有制企业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四是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与非公有制企业规范财务和资金管理,自觉维护金融秩序;五是营造良好社会舆论环境与非公有制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赢得社会的信任。


面对当时遇到“正在招商的缺地、正在建设的缺钱、正在生产的缺电”等问题,经过深入调研和深思熟虑,习近平高瞻远瞩,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立足浙江、发展浙江”是紧密相连的,是浙江在高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的战略选择。浙商源于浙江,根在浙江。我们既鼓励和支持浙商走出去发展,也支持在外浙商积极返回家乡,踊跃回家乡投资,参与家乡建设。[6]


“3·4”重要讲话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发表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讲话背景之一就是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之多之严重也是前所未有的。习近平指出:对目前遇到的困难,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虽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举措,但由于一些原因,这些政策的配套措施还不是很实,政策落地效果还不是很好。习近平列举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市场准入限制较多;政策执行中“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三门”现象存在;政府部门为民营企业办事效率不高;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不畅,民营企业资金链紧张,等等。习近平进而提出如何破解这些问题:一方面要完善政策,增强政策含金量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加大政策落地力度,确保各项政策百分之百落到实处。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破解“最后一公里”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细化、量化政策措施,制定相关配套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

(三)把握机遇,有所作为


机遇稍纵即逝,对新常态下民营经济发展来说更是如此,习近平特别强调要抢抓机遇、把握机遇。早在2001年福建省长任上他就指出:当前,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经济出现了优势弱化、发展步伐放慢的问题,这在个体私营经济上的反映比较明显,民间投资大幅度回落。习近平审时度势,分析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科技进步的挑战、社会环境(融资难、征地难、人才引进难、市场准入限制等)的挑战、经营管理的挑战,适时提出要“迎接新的挑战,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实际上,世纪之交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的上述“四个挑战”,归根结底就是我国加入WTO后如何迎接新挑战、再创新业绩。习近平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尽快提高自身的素质。具体途径包括:一是加快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推进企业上规模、上水平;二是大力倡导市场经济的信用准则和诚信观念,塑造企业的良好形象;三是实行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的向外拓展,扩大企业规模和实力;四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推进企业制度创新;五是推动企业技术升级,进一步增强竞争力;六是加快企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打造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


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继续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他强调指出,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浙江省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民营企业要把握好这些机遇,取得主动、赢得新发展,实现新飞跃,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习近平精准研判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孕育着企业制度、产业发展、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等方面的重大转变,提出要着力推进“五个转变”,实现“五个提高”:一是从主要依靠先发性的机制优势,向主要依靠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着力提高民营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二是从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商贸业,向全面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兴服务业转变,着力提高民营经济的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三是从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向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转变,着力提高民营经济的外向发展水平;四是从现有的块状经济、小规模经营逐步向更高层次的集群化、规模经营转变,着力提高民营经济的集约化和规模化水平;五是从比较粗放的经营方式向更加注重信用、质量、生态和遵纪守法的经营方式转变,着力提高民营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面对经济新常态,习近平在3月4日讲话中指出,民营企业发展正迎来三大机遇:一是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带来了许多难得的重大机遇;二是“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50项重大举措和300多项具体措施;三是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优势凸显。据此,习近平判断:“我国发展一时一事会有波动,但长远看还是东风浩荡”,要求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大势,提振发展信心。习近平对广大民营企业提出三个新要求,即:新作为、新提升、新发展。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扩大开放,发扬企业家精神,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7]这些都为广大非公经济人士攻坚克难提振了信心、增添了力量。

(四)深化“五个着力”


习近平在3月4日讲话中指出,当前重中之重是要解决好以下五个问题:要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要着力放开市场准入,要着力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着力引导民营企业利用产权市场组合民间资本,要着力进一步清理、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


关于这“五个着力”,绝不是凭空想象的,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破解非公经济发展难题的经验。在福建省长任上,习近平提出要调整完善政策,拓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空间,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要公开、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支持和调节。要按照“鼓励服务型、扶持科技型、推动外向型、发展特色型”的思路,在投资、融资、市场准入等方面,放宽政策限制,减少审批程序,简化审批手续,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开辟“绿色通道”。要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进一步开放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领域,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生产经营;凡是外资经营的领域,都应向民间投资开放。习近平还以超前的思维和眼光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有限政府”,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优质服务。重点是加快建立三大服务体系:一是社会化服务体系;二是融资体系;三是社会保障体系。


到浙江工作后,习近平高度重视优化浙商的发展环境。早在2002年12月,习近平新任浙江省委书记不久,就深入宁波、台州、温州进行考察调研。他先后走访了吉利集团、飞跃集团、星星集团、德力西集团、正泰集团、夏梦服饰有限公司、康奈集团等,听取广大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和诉求。习近平提出三个“彻底”(彻底破除一切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彻底改变一切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彻底消除一切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和政策制约),三个“给予”(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政治上给予关心,在权益上给予保障,在政策上给予扶持),五个“平等”(对个私企业做到登记注册平等、税收管理平等、规费标准平等、金融贷款平等、市场准入平等)。2003年12月,首届浙江民营企业峰会召开,习近平在贺信中提出了三个“进一步”:进一步放宽领域、降低门槛,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中介服务和人才保障体系,进一步优化舆论环境、政策环境、政务环境法制环境。在2004年2月召开的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专门强调,要为民营经济发展优化良好环境,创造良好条件。这些环境和条件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积极创造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二是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三是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四是加快建立金融支持体系;五是加快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六是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第15条“简化企业注册登记”规定:“认真实施企业前置审批告知承诺制度,对企业注册登记确需前置审批的事项,公开办事制度,承诺办事时限,实行‘一站式’并联审批。民营企业设立时除需办理环保、规划、用地、消防等法定许可手续外,不再另设前置条件。”在2006年12月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全面落实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继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改进政府服务,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举措,加快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率先提出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提出加强供给侧改革,促进民间投资——这对引导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习近平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无论“十三五”规则,还是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及2016年5月份召开的中央财经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都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稳定经济发展的治本良药,重点是要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纪委和中央各部门,地方省市县都负有责任,都要勇于担当,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具体来说,全国人大要负责有关利改税法律的工作;国务院要制定改革方案、政策,抓好落实;全国政协要集思广益,献计献策;司法部门要依法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加快破产案件的审理,解决好破产案件行政成本高、收费低、专业人员缺乏等问题;国资委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及中央企业,承担推动处置僵尸企业的责任;省级政府要负责本地“三去一降一补”的组织协调,并督促所辖市县工作落实;市县政府承担落实责任。讲话越是具体,越表明中央对“三去一降一补”决心很大。去产能,首先从钢铁、煤炭着手,国企没带好头,下步中央要督查。在去库存方面,对房产企业要求较高,下步也要督查。去杠杆方面,主要是杠杆率过高,拖累实体经济发展,下步对实体减轻债务有一系列动作。在降成本方面,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竞争力,中央很关注,主要有七个降:降制度上的交易成本、降人工成本,降企业税费负担,降社会保险费,降财务成本,降电力价格,降物流成本,对实体经济、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补短板,主要是创新,还有就是要补绿色产品、高品质产品,生态产品,新兴产业,现代农业等短板。


习近平注重树立非公有制企业在加快供给侧改革方面的典型和标杆,以现身说法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2016年1月,习近平赴重庆考察,专门调研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并在18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把这家公司作为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典型案例。这家公司在2003年通过收购韩国现代的液晶显示业务之后,迅速消化吸收了韩国技术,并自主创新研发,几年后又成功将自主研发的产品返销给韩国。目前,这家公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半导体显示领军企业,市场占有率排名全球前五位。


习近平3月4日讲话发表后,如果考虑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中央和地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些政策落地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如:2016年全国“两会”闭幕后不久,国家税务总局即出台“营改增”,为民营企业切实减轻税负。为进一步解决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国家发改委于10月12月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从促进投资增长、改善金融服务、落实完善相关财税政策、降低企业成本、改进综合管理服务措施、制定修改法律法规等六个方面提出了26条具体措施。2016年11月和12月,江苏和浙江两省相继出台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的26条和20条政策举措,为民营企业减负分别达700多亿和800多亿元,其他省区也都有类似举措和成效。2016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这个问题上,党政干部和企业家都要高度重视,勇于承担责任,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也就是创新驱动的能力,促进民间投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三、突出一个主题:进一步阐述了“两个健康”的内在联系,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寄予殷切期望


在2015年5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提出:促进“两个健康”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主题。习近平在“3·4”重要讲话中说:“我在去年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重申要坚持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希望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联系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的言行,我们可以领悟习近平这一重要思想不仅寓意深刻,而且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


(一)力主以“两手抓”推动“两个健康”


在3.4重要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阐述了“两个健康”的内在联系,要求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既关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也要关注他们的困难,切实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这是习近平在东南沿海非公有制经济先发地区长期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发展的。


在福建时他说过:对非公有制经济一方面要创造宽松环境,给予鼓励支持;另一方面要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注重学习国家有关政策、法律、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市场经济知识和科技知识,进行制度创新,提高产品的档次和科技含量,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为社会服务,做到致富不忘做贡献,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在2004年2月召开的浙江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民营经济的引导和规范,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管理,进一步加强引导和管理,推动民营经济有序规范、健康发展。


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亲力亲为“两手抓”,促进“两个健康”。一方面,切实加强对民营经济的引导和监管,进一步整顿市场秩序,坚决制止各种不正当竞争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违法经营活动,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和市场经营秩序;另一方面,习近平亲自为晋江正名,为浙商正名,为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正名。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分别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晋江的成功经验,“就其自身而言,关键在于晋江的广大干部群众勇于开拓创新,大胆探索和走出了一条被人们称之为‘晋江模式’的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在2005年6月举办的“浙商论坛”上,习近平说,现在有一些地方,动不动就认为浙商对某地、某个领域的投资就是“炒”,这是不正确的。我们不排除浙商中有一小部分人有一些不健康的投资行为,但是广大的浙商到各地去投资创业,绝大多数是诚信守法的,是尊重当地各种规定、规则的,为当地作出贡献的。最终实现的双赢,是在市场经济规律、价格规律和规则下实现的,这不是所谓的“炒”。

(二)鼓励企业家在爱国敬业、回报社会中实现人生价值


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在3.4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要深入开展以“守法诚信、坚定信心”为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始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谱写人生事业的华彩篇章。这些希望和倡导与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时主张和做法是一脉相承、接续发展的。


1998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全省私营企业1996至1997年度纳税先进单位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上,要求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要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全局与局部的利益关系,立足本职,发挥优势,为全省经济发展多作贡献。[8]习近平指出,光彩事业的基本精神是互惠互利和互助互爱。通过光彩事业活动,可以让更多依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先富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增强奉献社会和人民的历史责任感、爱国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主义义利观,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9]习近平还要求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引导,使他们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国有经济的强大支持,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到积极参与再就业工作,不仅是发展壮大自己、展示自身实力的大好机遇,也是积极为党分忧、回报社会,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有利时机,从而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


到浙江及上海工作后,习近平指出:浙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实践者,是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开拓者,是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贡献者。要求浙商要做科学发展的实践者、和谐社会的建设者、改革创新的先行者。

(三)希望企业家们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如前所述,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倡导企业家增强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意识,积极参与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投身光彩事业。


到浙江工作后,习近平倡导浙江企业家要树立强烈的信用意识。2003年1月16日,浙江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任浙江省省长习近平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加强“信用浙江”建设问题。同年7月,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把“切实加强信用建设”作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成为浙江发展的总纲之一。2003年8月,习近平率浙江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期时,勉励当地浙商参与西部大开发要以诚信为本,诚实守信、依法经营、公平竞争、文明经商,自觉遵守市场经济秩序,做信用浙江的模范实践者。习近平还在2003年9月15日的《浙江日报》头版“之江新语”栏目发表题为《努力打造“信用浙江”》的短论,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


习近平还十分重视非公有制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2004年2月,在浙江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加强对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处理、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的监察管理,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2006年6月,习近平在浙商大会的讲话中,要求广大浙商“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积极参与光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倡导“互利共赢、义利兼顾”理念;积极开展“关爱员工、实现双赢”的活动,谋求和谐的劳动关系;积极建立各种健康的企业文化,协调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2010年8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对浙江著名企业传化集团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经验做法作出重要批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在当前有些企业劳资纠纷频发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2011年10月,习近平在写给首届世界浙商大会的贺信中,明确要求,营造企业和谐文化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相统一。


(四)积极倡导并致力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和非公人士不能搞成封建官僚和“红顶商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也不能搞成西方国家大财团和政界之间的那种关系,更不能搞成吃吃喝喝、酒肉朋友的那种关系。在3月4日重要讲话中,习近平首次提出“亲”“清”二字标准,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指明了努力方向。


“官”“商”交往要有道,核心要义就在于“亲”和“清”,需要政商两方面共同努力,其中“政”是主要方面,应该主动作为。习近平说,我们要求领导干部同民营企业家打交道要守住底线、把好分寸,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可以对民营企业家不理不睬,对他们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对他们的合法权益不予保护。习近平强调,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领导干部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交往是经常的、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明确指出政商关系的“三商”(亲商、安商、富商),重申了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的“三不能”(不能搞成封建官僚和“红顶商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也不能搞成西方国家大财团和政界之间的那种关系;更不能搞成吃吃喝喝、酒肉朋友的那种关系)。习近平特别对领导干部和民营企业家都分别提出要求,而且亲和清都有具体内容,特色鲜明,针对性强,且极具可操作性。①[2]


习近平关于政商关系的论述,始见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多有提及。②[3]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不仅一以贯之倡导构建健康政商关系,而且身体力行地践行和致力于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习近平对浙江的企业家十分熟悉,无论在浙江工作还是到上海工作,以及后来到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乃至总书记后,对鲁冠球、宗庆后、徐冠巨、南存辉、马云、邱继宝等企业家一直关爱有加。在2013年“五一”前夕举行的全国劳模座谈会上,习近平说,鲁冠球同志是我们第一批乡镇企业改革家,现在仍然站在改革的前线。我在浙江工作过,鲁冠球同志就是依法合理,谦虚谨慎,一直保持务实低调,与时俱进。他始终琢磨万向,一直琢磨到现在,万向始终处于一个领导潮流的地位。2015年12月,习近平亲临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视察“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在听取了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的汇报后说,阿里巴巴不仅是一家中国的公司,也是一家在全世界具有影响力的世界级公司,要在全球经济、社会治理发挥积极影响力。阿里巴巴现在在全球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肩负重任,压力也很大。你们现在虽然有很多压力,很多挑战,还是要不断创新,不断突破。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参加民建、工商联联组会时,习近平与在场的徐冠巨、南存辉、王建沂等浙商一一握手并亲切交谈,他们在聆听习近平重要讲话后,表示“像过大年那样高兴”、“吃了定心丸”,奔走相告,广为宣讲。3月12日,还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两会”的部分浙商在京连夜召开学习习近平3.4重要讲话精神,并以浙商总会和浙江省工商联名义联合发出倡议书,提出十条倡议:坚定理想信念,融入改革开放时代洪流;抓住新机遇,主动适应新常态;爱国敬业、回报社会,谱写人生事业的华彩篇章;传承创新,积极培育新生代企业家群体;明确“亲”“清”标准,致力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牢记安身立命之本,坚守守法诚信底线;推进供给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树立“两山”理念,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抱团出海走出去,实施更高层次引进来;致富思源、报效桑梓,共奔高水平全面小康。[10]


习近平还多次带浙江的企业家随同一道参加国事出访活动,拓展国际市场。仅党的18大以来这几年,就有10余位浙江企业家随同习近平出访。如2013年5月,习近平出访美洲四国,随同出访的浙江企业有6家,分别是:杭州世导集团、浙江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温州创力电子有限公司、浙江中韵能源有限公司、平湖巨龙紧固件有限公司,涵盖了包括建筑、房地产、能源、机械零件、微电子等领域。2014年7月,习近平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等陪同出访,并在首尔参加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韩商务论坛”。2015年9月,习近平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并举行中美企业家座谈会,浙商的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一道参加。同年10月,习近平访问英国,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随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还一同参观了吉利全新伦敦出租车TX5。总之,习近平以多种方式,引领浙江企业,借船出海,开阔眼界,商行天下,创新发展。

四、打造一个载体:不断完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综合评价体系,为促进“两个健康”提供制度和机制保障


近十多年来,非公经济领域的统战工作一直以来是浙江省统战工作的亮点。习近平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期间,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综合评价工作、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会长、非公有制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等做法,这些统战或与统战工作有关的全国性试点工作大都在浙江进行试点成功,并进而在全国推广的。对此,习近平十分熟悉也大力倡导和支持,并多次强调要进一步打造这一浙江统战工作的特色品牌和工作亮点。


2005年,在发改委、工商联等7部门支持下,中央统战部在六省二市进行综合评价工作试点,这六省二市中包括浙江省和浙江温州市。期间,作为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多次听取浙江省综合评价领导小组的工作汇报,并提出了“凡进必评”的明确要求。2006年,中央统战部印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工作的意见(试行)》(统发[2006]14号),浙江省提出的综合评价模式被采纳,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开。2010年,中央统战部等单位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对综合评价体系作了进一步完善。经过10年的实践探索,这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为树立选人用人导向、严把人选质量关发挥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广泛认可。


2015年5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安排要坚持标准、严格程序、认真考察,做好综合评价,一个入口,一套标准,凡进必评,真正把那些思想政治强、行业代表性强、参政议政能力强、社会信誉好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推荐出来。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之所以能对统战部门的每一项具体工作如数家珍,这与他在主政浙江期间对这项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习近平还将综合评价搞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各类安排,与从严治党、打造政治生态的青山绿水直接联系起来。习近平明确指出,对于这项工作,“组织部门、统战部门要负好责任,不能有人打个招呼、批个条子,就不加甄别放行,出了问题要倒查责任”。事实上,习近平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所指的:在习近平离浙赴上海担任市委书记之前,媒体公开报道的中央关于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案的通报中就点到,陈良宇为某一涉案民营企业主能被评为“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而出面跟统战部门打招呼。2014年以来,中央严肃查处了衡阳、南充、辽宁贿选案,在这些案件中少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起了不好的作用,导致组织提名的工人、农民和教师候选人落选。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严肃指出,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绝不能按财富多少来分配政治资源,绝不能把人大、政协搞成“富人俱乐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首先要保证思想政治素质,人大还要保证基本群众代表的比例,企业家不能占据他们的名额。为此,《中央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第四十一条专门作出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候选人和各级政协委员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非公有制企业主要出资人并以经营管理为主要职业的,在推荐安排中应当界定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在2016年3月4日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重申,要坚持标准、严格程序、认真考察,做好综合评价,真正把那些思想政治强、行业代表性强、参政议政能力强、社会信誉好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推荐出来。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的这两次重要讲话,既是对综合评价工作过去10年实践探索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进一步做好综合评价工作的殷切期望和严格要求。2016年6月,经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全国工商联等14家单位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工作的意见》(统发[2016]47号)正式下发。文件结合实践发展和调研情况,对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完善。一是明确功能定位,即综合评价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推荐使用和重要评优表彰的基础性工作,是人选资格审查的重要关口,是确定组织考察人选的前置环节;二是降低评价成本,简化评价指标,精简评价单位,减少评价层级,延长评价周期。有效期由原来的2年延长为3年,节约了评价工作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三是扩大评价范围,明确人大代表候选人、政协委员人选必须经过综合评价,并覆盖到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章等重要评选表彰人选;四是增强工作权威性,把综合评价作为上述各类安排的前置程序,真正体现“凡进必评”。当前,及时将新的综合评价体系运用于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等新一轮换届工作中,已是当务之急。


《中央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第四十一条还规定:“推荐为人大代表候选人、政协委员以及在工商联等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中任职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应当经综合评价,并征求企业党组织、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构和地方工会组织的意见。”因此,搞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综合评价工作,离不开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和工商联组织建设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关于这两方面的论述和要求都与他在浙江期间的工作直接或间接相关。

(一)积极探索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途径


2004年2月,习近平在浙江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高度重视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按照“班子精干高效、党员形象突出、政治优势明显、促进发展有力、自身建设过硬”的要求,积极探索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途径,不断增强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渗透力、影响力和覆盖面,更好地发挥其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要从政治上关心、爱护民营企业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民营企业的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把民营企业中符合条件的优秀分子及时吸收到党组织中来。


在习近平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浙江省委先后制定出台了《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工作暂行规定》、《关于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团建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探索形成了非公企业党建的做法和成效:一是突出规模以上企业这个重点,大力推进党建覆盖网建设,努力扩大党在非公有制企业的覆盖面;二是实施“党员人才工程”,不断壮大党的队伍,探索了提高企业党员队伍素质的有力举措;三是围绕企业创业创新发展,大胆创新载体,探索了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的途径形式;四是紧扣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发展业绩好、群众反映好等“五个好”目标要求,积极推进规范化建设,形成了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工作的运行机制;五是大力开展党建带工团建设,全面实施“三级联创”活动,形成了党建带群团、群团促党建的良好态势等,走出了一条符合时代要求、体现浙江特色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新路子,有力促进了浙江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此基础上,统战工作在浙江被及时嵌入进而融入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之中。从2003年德力西集团党委成立全国第一家非公企业统战部以来,目前浙江全省已有30多家非公有制企业成立了统战部,有的企业还在上级统战部门指导下成立了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组织。嘉兴等市明确由市工商联党委作为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主管单位。这也为搞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综合评价提供了组织保证。


党的十七大后,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直接分管党建工作,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进一步提出了明确要求。2009年12月,习近平在部分省区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座谈会上强调:要不断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选好配强党组织负责人,做好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工作,探索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取得新进展。[11]


2012年3月,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在会上明确提出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目标,就是抓好“两个覆盖”(党组织覆盖和党的工作覆盖)、发挥好党组织“两个作用”(在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加强“两支队伍”(党组织书记和党建工作指导员队伍建设)。[12]

(二)关于工商联商会的发展方向问题


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就非常重视和关心工商联的工作,经常参加工商联举办的会议和活动,或在举办民营经济相关会议和活动请工商联参与承办。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政社分离、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是深化改革的一项任务”,“工商联作为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同基层商会不能切断工作渠道。统战工作要向商会组织有效覆盖,发挥工商联对商会组织的指导、引导、服务职能,确保商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在2016年3月4日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对工商联自身建设提出目标要求,就是工商联组织要切实增强“三个力”(凝聚力、影响力、执行力),推动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切实担负起指导、引导、服务职责。③[4]


总之,习近平关于“两个健康”的思想论述和促进“两个健康”的工作部署,发端、产生于他在闽、浙、沪工作期间,形成和成熟于在中央工作特别是担任总书记后的两次重要讲话,体现了时空上的跨越和发展。习近平“两个健康”思想立意深远、主题鲜明、目标明确、脉络清晰、内涵丰富,不仅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阶层和谐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两个健康”涉及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涉及以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蕴含着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话语,可以为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对更好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注释:


[1]仲伟志.习近平主政民营经济大省[N].经济观察报,2002-12-30.


[2]再创浙江多种所有制经济新优势[图文](浙江省委书记、代省长接受接受中国广播网记者专访,2002-12-24.  http://www.cnr.cn/home/national/200212240139.html)


[3]习近平.上海市将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经济发展[N].东方早报,2007-04-29.


[4]中央为民企再派“定心丸”!最新文件释放5大新信号[EB/OL].后E视野,2016-11-29.http://www.wx135.com/wxes/houemba.


[5]仲伟志.习近平主政民营经济大省[N].经济观察报,2002-12-30.


[6]习近平.跳出浙江发展浙江[N].浙江日报,2005-03-21.


[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EB/OL].新华网,2016-12-16.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16/c_1120133530.htm.


[8] 福建日报1998-04-07第1版


[9]习近平.进一步发展光彩事业为新一轮创业作贡献[N].福建日报.1997-09-25.


[10]浙商发出倡议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N]浙江日报,2016-03-13.


[11] 习近平.抓好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组织学习实践[EB/OL].新华网,2016-12-09.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2/09/content_12619592.htm.


[12]习近平.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会议讲话[EB/OL].凤凰网,2012-03-21.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3/21/13353378_0.shtml.

主要参考文献:


1.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2.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习近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再创浙江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新优势[N].经济日报,2003-03-15.


4.习近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实现新飞跃[N].中国经济时报,2004-09-28.


5.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5-05-21.


6.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3-09.


  文中注释:


①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具体来说: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要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另外,还要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要洁身自好;要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要光明正大搞经营;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②笔者对此及构建“亲”、“清”关系的内含、意义、原则、路径等已有专论,在此不再述。详见:杨卫敏.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探析[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3)。


③关于工商联和商会职能改革,笔者有专文探讨,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赘述。详见:杨卫敏.关于商会承接政府部分职能转移的探索与思考[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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